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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模式被误读？
Jack说：
从温州第一任市委书记袁芳烈，到如今大力推行招商引资的现任市委书记王建满，看似思路、手法迥异，但这背后的"推手"，却是殊途同归。也许，真实的温州模式一直在被误读；也或许，从来就没有什么温州模式。
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，对温州模式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平息过，与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相伴而生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温州模式作为一种"术语"的出现是必然的。当所有人都试图"摸着石头过河"寻找富裕的路径时，任何方法论上的成功都难免被善意地上升为一种世界观，于是，一种在温州被验证的路径就很容易被固化成模式，机械的理解并崇尚也就无法逃脱。温州模式是什么？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，也是一个谜一般的问题。
温州有没有模式？
从温州第一任市委书记袁芳烈，到如今大力推行招商引资的现任市委书记王建满，看似思路、手法迥异，但这背后的"推手"，却是殊途同归。也许，真实的温州模式一直在被误读；也或许，从来就没有什么温州模式。
浙江省委常委、秘书长李强在担任温州市委书记期间曾表示，温州正在重新考虑温州市场的问题，要分析衰落的原因，找到新的出路。他同时认为，时下有一种论调，就是说"温州模式"正在走向消亡。他并不认为温州有什么"模式"，没有"模式"才有温州的发展。至于政府对市场的引导，他也认为，基本的选择还是应该由市场自己决定。
温州大学马津龙教授认为，温州经济取得的成就得益于改革的先发优势，但这只是体制外的改革优势。他说，现在像温州这样的市场化领先地区，凡是可以依靠底层力量推动、老百姓能够做的微观领域的制度创新基本上都已经完成。当改革深入到体制内阶段时，变迁已经不可能自动完成，"它需要政府采取主动"。马津龙所说的"政府采取主动"是指现在温州的先发优势不再，凡是可以靠底层力量推动的制度创新，在温州已经完成。现在温州遇到的创新，不是地方政府能左右，而是需要国家层面去推动。
温州现在的民间资本多达数千亿，怎样利用起这些民间资本，政府似乎缺少好的办法。拿金融创新来说，温州市2002年底争取到了国家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。但是之后的几年时间，除了对浮动利率进行改革之外，民间银行等鲜有成果。一位温州市的官员感慨："如果不给丰厚的温州民间资本一条正确出路的话，炒房团、炒煤团的故事还会继续发生。"
温州模式发展到今天，定义已不确指，但至少有三个主要内核是得到普遍认同的。除了讨论较多的产权结构民营化，第二是民富，第三是"无为而治"的政府施政哲学。并且，这和整个浙江经验共通。从第二点来讲，当年苏南与温州两种模式走向的最大分化是：在苏南，随着乡镇企业实力愈大和强者愈强的规律，其主体是从农民到农民中的精英，再到精英中的精英；而在浙南，商贸和实业的从事主体是从农民中的精英到一般的农民，再到几乎所有农民。前者走到最后，风险都推到了政府头上，而后者不但藏富于民，还把风险平摊到了整个社会。
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，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一直在为温州模式辩护，但他认为，温州模式从来都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，从二十多年前的供销员经济、家庭工厂经济，到近期合力推动产业集群的演进，温州模式一直在变化、突围、提高、发展。他说，温州模式的本质，其实就是一种不断探索、不断创新的精神，一种不断超越自我的能力。"否则，温州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它当年搞资本主义，烂掉了也就那么一丁点地方；现在它发展停步了，也不过这么一丁点地方，不会影响别的区域。抛开探索创新精神，温州模式没有任何价值。"洪振宁说，"温州模式是一个动态的概念，而外界谈论温州模式，依然使用所有制二分法，或局限在投资外流问题上，把温州模式当作一个僵死的区域概念，无疑是刻舟求剑。"
镜像与拯救
温州模式在中国改革发展史上已经成为一个经典。温州为何要突破这一模式？其背后的缘由是，温州经济近年来出现了明显的增速放缓现象。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将温州的困境概括为三个方面：产业发展难以为继，要素难以为继，环境承载难以为继。
多少年来，各样的言语构成了误读温州的两端："神化"和"妖魔化"。神化者以为温州人有点石成金之妙，妖魔化者以为温州人是毒蛇猛兽。一个如炒房团、炒煤团，誉之者以为是顺资本意志而动的明智之举，激活了当地的市场神经；毁之者讥之为市场经济的蝗虫，乱了一方的安宁，须先拿下而后快。
处于温州模式中的温州人，也难免被误读。只要是温州人，一律被视为富豪，而显然这并非真相。温州的文成、泰顺、永嘉、平阳等县，还有一些乡镇经济仍欠发达。政府部门做了一个统计，发现整个温州还有139个乡镇的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。
在所有对温州模式单一的非此即彼的判断中，温州模式已经不属于温州，温州模式只是活在镜像中。从这点，温州模式一直处于他者的视野中，而由此，如果要对温州模式进行拯救，力量或许也来自于温州之外的他者。
据了解，目前温州有三十万家企业，但绝大部分却是低、散、小，称得上规模的企业只有六七家。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评价说，没有品牌、同行之间的价格血拼，导致温州产品的利润空间越来越窄，甚至只能依靠外贸的差价存活。照这样的路子走下去，温州企业前景堪忧。
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、浙江大学博导史晋川认为，温州模式正面临一个产业升级换代的门槛。他说，基于地缘、血缘、亲缘的人格化交易方式导致温州商圈比较封闭，因而，外资进入温州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资本问题。温州不缺资本，但外资进入的"鲶鱼效应"将带来新的产业发展理念、新的资源配置理念、新的技术和市场信息，促进温州产业升级。
前几年温州的GDP增长放缓，一度引起外界重视。"外界对温州经济发展的许多认识，是模糊而混乱的。"温州市统计局副局长陈纪勇表示，"实际上，温州经济发展的绝对速度仍然很高。" 陈纪勇认为，如果计算GNP，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在全球所产出的财富，那温州就可能是中国最高的地区之一。
在历史上，温州模式多次陷入困境，但都一次次突围成功，而且，遇到的困难越大，往往反弹、提升的越高。如今，洪振宁认为，温州经济在中国最早遇到了如何走出去的问题，换句话说，温州模式在中国最早遇到了"全球价值链"的问题。
无为与有为
无为还是有为，一切基于时机。从这点来看，袁芳烈与王建满的观点是一致的。今年已经76岁的袁芳烈精神依然矍铄，说话声音洪亮，思路清晰，记忆力惊人。而每每谈起温州模式，说到当年的改革过程，他语速极快，许多施政例子随手拈来，恍如昨日。
袁芳烈认为，所有对温州模式的解读都忽视了一个历史细节：温州模式发轫之初的一场同样来自政府的变革。用袁芳烈的话说就是"民主整顿吏治"。
"当年省委派我去，就是为了彻底解决温州的领导班子问题、组织问题。"袁芳烈这样回忆他当年南下温州的使命。这位当时浙江省最年轻的副省长甫到温州后才发现，情况比他想象中的还要糟糕。
袁芳烈回忆说："当时温州有两套领导班子：温州地委和温州市委，都归省委管，谁也不服谁。"而摆在袁芳烈面前的最大问题就是地市合并，必然牵涉到精简多余的人。问题是机关干部都去考虑这个问题，谁还考虑工作？
经过袁芳烈大刀阔斧地"民主整顿吏治"，建立起稳定、精干的温州干部队伍，为接下来顺利推行温州模式提供了强有力的政府保证。袁芳烈问道："你说这是有为还是无为？"
历史和现实开了个玩笑。至今绝大多数研究温州模式的人都忽视了这个细节，也使得温州模式"无为而治"得以流传。袁芳烈说："我把乌纱帽挂在裤腰带上顶风做事，这是最大的有为。"他反问："不发展叫什么温州模式？什么叫大政府什么叫小政府？温州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。" 他感慨："无为也是为，甚至无为比有为更加需要勇气和魄力。"
在人们把目光过多地投向温州炒房团、炒煤团时，温州模式正在遭遇变革中的阵痛。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是：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出台，曾经以"无为"著称的温州市政府正日趋"有为"。由于温州模式在本质上是一种市场力量主导的发展模式。政府力量的趋于强势，正在当地引发一场不大不小的"地震"。引发这场"地震"的是温州现任市委书记王建满的"治温思路"。自上任以来，王建满曾在不同场合提到"无外（外资）不快、无外不活、无外不强、无外不高"，他希望通过"以民引外、民外合璧"迅速提升温州企业的产业结构和产业能级。
其实，当年温州政府的无为哲学之所以受到很高礼遇，主要是比较于前期中国各地方政府普遍、严重的越位而言的。随着中国政府整体改革的不断推进，简单的"无为"正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。而浙江经济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更是指出，温州下层番薯经济的活跃，和上层思想结构的脱节，在另一个侧面，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必然悖论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今天的温州问题，就是浙江问题，和明天的中国问题。作为民间经济改革的先行者，能否在政府自身的效能革命上再次先行实现突破，值得人们期待。
发表于
2006-10-7 14:12: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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